翁仕友
夏明元是湖北省随州市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今年55岁的他已经和编制工作打了22年的交道。2007年11月19日，在夏明元的办公室，他向本报谈及前不久结束的那场盛会时依然抑制不住激动：“振奋，很振奋！”
一个月前，夏明元和同事一道观看了胡锦涛总书记向“十七大”作报告的电视直播，在报告中，有一句话引起了他的注意。后来费尽周折，找到报告的文字版，他也第一次见到了这个24个字的表述——“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
夏明元的“振奋”事出有因：早在七年前，随州市就进行了一场悄无声息的大部门体制(简称“大部制”)改革，而他本人就是这次改革重要的参与者和积极推动者。事后，夏明元感慨，“我们终于和中央接轨了”。
无意识的超前改革
随州自古就是汉东交通之轴，地处鄂豫交界，“西通宛洛，南达吴越，地当荆豫要冲，扼阻襄汉咽喉”。同时这座建制久远的历史文化名城，又是炎帝神农故里。
随州现在还没能达到它历史的高度，在湖北13个地级市中，随州的经济总量排名总是居后。然而，就是这个经济上“并不起眼”的地级市却主导了一场持续至今的“大部制”改革。
2000年6月25日，国务院批准设立随州市，由原来的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当年8月8日，市直党政机关各单位筹备组成员来到随州宾馆的一个会议室里，200多名与会人员带着“好奇而又惶恐”的心情前来参会。就是在这天，随州市直机关筹备工作宣告正式开始。
这之后不久，一份名为《随州市直党政群机构设置及人员编制方案》出台，在得到湖北省委、省政府的批准后，于当年11月初实施。
当时还是随州市编办副主任的夏明元参与了筹备组的组建和方案的具体制定工作，七年后仍清楚地记得8月8日那天开会的情形和方案实施中的每个细节。夏明元告诉本报，当时随州市并没有明确提出“大部制”概念，改革的出发点也没有那么高的立意，那么深远的考虑，就是为了精简机构，减少行政人员，降低行政成本。
按照这个方案，所有单位一律不设人事科和财务科；全市成立一个财会核算中心，各单位只设兼职的报账员；同时合并岗位设置，过去行政机关配有专职的文印员、通讯员和收发员，改革后绝大多数单位的这类工作由机关干部兼任。
当然，变动远不止这些，在这场改革中，动作最大且最为敏感的当属对职能相近部门的合并。
夏明元举例说，把统战部、民族宗教事务局、台湾工作办公室和台湾事务办公室合并成一家，四个牌子一套班子，共12个人，而在其它地市这些机构至少要三四十人。同时把文化局、文物局、体育局、新闻出版局合并成一家，统称为“文体局”；把文联、社科联、作协合并到宣传部中；把市委组织部和机关工委合并等等。
与周边地市相比，改革后，随州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系统减少的机构都在2个以上，而直属事业单位减少的则更多。据了解，全市行政人员也比原随州市减少了将近250人。
夏明元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按每人每年工资2.5万元算，仅此一项就节省开支将近700万元，如果加上办公或行政成本，这个数字要高得多。
最“苗条”的政府
机构少了，人员少了，行政成本降了,但在一段看似平静的运行之后，问题开始出现了。
有公务员开始在私下议论，工作量比以前增加了，晋升的机会反而少了，这些抱怨开始在公务员内部流传。更为严重的问题是，部分单位人手告急，有人把这些现象形象地比做是过度“减肥”造成的肠胃不适。
人手的短缺，夏明元是深有体会的。目前，随州市编制办共5个人，夏明元能调动的人手也就3个科长和1个司机。由于各个科均没有科员，科长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仅有的一名司机还兼职做起了打字员、卫生员。
在当地官场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就是随州市“把局长当科长用，把科长当科员用，把女人当男人用”。
夏明元感慨，其它地市编制办人员数量往往都是随州的三倍以上，如此“苗条”的编制办在全国恐怕都不多见。尽管此间问题不断，但该市放开编制的口子从没开，目前，随州市行政编制为860个，节余的编制将近30个，这和七年前刚改革时的编制数并没有太大变化。
“改革之所以能够推行下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重新建市，一切都是从零开始，当时随州就像一张白纸，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刘斌如是评价这次改革。
刘斌是随州建市时招进的第一批行政人员，与刘斌一同考进的还有其它36名来自湖北各地的公务员。如今，已经是市委副秘书长的他，还有另外一个头衔——市委政研室主任。在这次改革中，市委政研室被合并到市委办公室里，成为一个内设机构。
刘斌认为，湖北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也是这次改革没有夭折的重要原因。在采访中，多位官员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湖北省主要领导曾多次公开强调，任何单位不得干预随州的机构设置和编制工作，只要有干预的，随州市可以直接向省委举报。
湖北省高层对随州的支持还有另外一例。在2003年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在大会上对随州的做法大加赞扬，时任随州市委书记、现任湖北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吴超也被请上台，当作先进典型做报告，介绍随州经验。
缘何没有伤筋动骨？
2007年10月15日，“十七大”召开，作为党代表的随州市委书记马清明来北京参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及随州早在7年前便已试行“大部制”改革，至此，这场改革才开始走入人们的视线。
然而，也有人给这场有些超前的改革“泼了盆冷水”，随州市一位官员认为，实际上这次改革“并没有伤筋动骨”。在这位官员看来，与上世纪八十年代随州的改革相比，这次改革只能算是“小打小闹”。
原随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治平持同样观点，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那次改革，变动的比较多，冲击也比较大。”
1983年8月19日，经国务院(1983)164函决定，随县并入随州市(省辖县级市)，计划单列，由湖北襄樊市代管。同年，随州市被列为湖北省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城市。而主导这场名为“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便是当时随州市委书记刘荣礼。
1939年出生的刘荣礼是个地道的湖北人，先后担任随县县委副书记、县长，在县市合并后当选为随州市委书记。上任后，他推行改革、精简机构、合并职能相近部门，其中包括将计划经济委员会与经济委员会合并，统称为“计经委”等等。
在当时看来，这些改革极具突破性和前瞻性，部分改革已经走到全国前列，而刘荣礼本人也因锐意改革以及在随州取得的不俗业绩，获得首届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985年8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随州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成果，称其“一个工农并举、城乡一体、统筹规划、协调发展的开放型、网络型的经济格局已见雏形”。
然而，和其它改革一样，刘荣礼的改革也没有摆脱“人走政息”的命运。在刘荣礼调任湖北黄冈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后，这场改革便逐步停止，当初合并的部门又纷纷分拆重新恢复设立。自从1986年春开始就在随州市委宣传部工作的吴治平，见证了这场改革变迁的整个过程。
在对两次改革进行分析后，吴治平认为，“刘荣礼的改革之所以动静较大是因为动了很多经济部门，而2000年开始的这场改革，动的多是党委部门或其它相对边缘的部门，主要经济部门反而并没怎么合并。”
对主要经济部门的“手下留情”导致这场改革没有“伤筋动骨”。随州当地的一位人士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如果改革过于激进，往往只会葬送改革成果。在他看来，这其中也有不少当地政府现实利益的考量。
遭遇“独立”
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随州改革7年来一直伴随着“合”与“分”的争论。
在改革的第5个年头，这种争论转化为现实。科技协会(简称“科协”)和科技局重新独立设置，随州“大部制”改革实施以来第一次出现了“反弹”。
在2000年《随州市直党政群机构设置及人员编制方案》中，科协被合并到科技局中，然而到了2005年，两个单位却突然“独立”了。问及其中缘由，随州市一位官员告诉本报，2005年市科协换届选举，在向省主管单位递交方案后不予批准，理由是随州市科协不是个独立单位。最后，市里只好妥协，将科协与科技局重新单独设置。此后，还有市残联等多个机构“独立”出来，重新分设。
夏明元告诉本报，合并一些机构，市里确实遇到了一些来自上面的压力，这也给随州市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比如说，省里一些会议，该通知我们的没有通知；一些项目和资金，该我们争取的没有争取到。
据说，随州市将文化局、文物局、体育局、新闻出版局合并成“文体局”后，有关领导很不赞同，认为这是对工作不重视的表现，后来在一次大会上公开批评随州，说“随州带了个坏头”。
“后来，这位领导不再来随州视察、调研。”夏明元坦陈，类似情况不少，改革确实得罪了一些单位和机构，私下里他也了解到，省里有单位向分管领导建议，要求随州恢复对口设置。“但是从随州长远发展来看，这也是值得的。”
为了应对这些压力，随州市也采取了一些被夏明元称为“机动、灵活”的办法，例如向省里多请示、多汇报，争取理解和支持；“偷换概念”，改合并为合署办公等等。
随州市一位官员向记者透露，在今年6月举行的全省宗教工作会议上，省民族宗教事务局明确要求，各县市必须将民族宗教事务局从统战部中脱离，进行独立设置。同时，对独立设置的机构进行奖励：一部轿车和价值10万元的办公设备。无奈之下，随州市编办给已经合并的民族宗教事务局做了份“三定方案”(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凭此随州市才勉强通过上级部门的验收。
“孤岛”困境
随州市“大部制”改革步履艰难地走了7年，但今天它似乎正面临着“孤岛”困境。
在采访中，众多官员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横向来看，随州市有别于其它地市的机构设置，显得有些“另类”；纵向来看，它又面临着“上下不对口”的尴尬。
夏明元告诉本报，最初的机构设置方案并没有强求适用于下属的县区，目前随州下属的两个县区——广水市、曾都区在机构设置上各有特色，而非完全照搬随州市的模式。以国资委为例，随州市的国资委设在经济委员会内，而曾都区则将国资委合并到区财政局里。
那么，随州市“大部制”改革究竟能否全面推广呢？
随州市多位官员对此表示谨慎乐观。他们基本上都认为，随州“大部制”改革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而这些往往是现在很多地方不具备的，例如重新建市，新市没有太大的人员分流压力，改革触动的利益较少。其次，当时正值国务院实行机构改革，按照规定，各县市必须精简行政编制20以上，这样的大环境对今天的很多地市来说，也是可遇不可求的。
一直关注“大部制”改革的随州市人事局副局长闵传宣认为，“大部制”改革关键在于要“自上而下”，而不能“自下而上”，否则只会是“下改上不改，改了也白改”。闵传宣同时认为，全面推行“大部制”改革要有强有力的强制手段，要有全国“一盘棋”的概念，只有这样才能跳出部门利益和各种阻碍。
即使改革并不是那么容易，但夏明元却还有更大胆的想法，他认为随州的改革不会到此为止，改革的空间仍然很大。例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系统中都有农业科室或部门，能不能进一步整合，建立一个“大农业”部门呢？
夏明元说，“十七大”报告中已经提到要“统筹党委、政府和人大、政协机构设置”，但至于随州下一步改革会不会往这个方向走，目前市里主要领导已经有所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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