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润封建化的主要表现
具体来说，明清山西商人利润的封建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捐输助饷。前已有述，这里不再赘述。这些捐输银两，主要为清政府的军饷军需所用，起到了支持政府财政，维护封建政权的作用。
二、购置土地。封建社会后期商业资本发展的道路，在西欧一般都转化为产业资本，但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的资本仍然遵循“以末起家，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购置土地。如明代蒲州商人范世逵经商西北，“义而资益巨，占良田数百亩”。（张四维《条麓堂集》卷28）入清后，山西商人购置土地更是普遍。乾隆时，浑源、榆次二州县富商大贾“且多置买田地”。（张正明、薛慧林《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乾隆五十一年（1786），河南连年荒歉，有恒产之家将地亩贱价售卖，“山西富户闻风赴豫，乘机放价，准折地亩取利”。（《清高宗实录》卷1255，乾隆五十一年五月）道光时，长治宋良弼经商洛阳，值岁饥，当地人多鬻田他徙，宋良弼“以贱值得膏腴田数百亩”。（光绪《长治县志》卷六《列传》）曲沃县商人彭太，在河南南阳经商获利几十万银两，购田置地，数年内土地猛增到六百多顷。（《罪恶之家》，河南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三、转化为高利贷资本。这是一种古老的生息资本，是为榨取高额利息而放贷放给他人使用的资本，其形式繁多，有印子钱、驴打滚、典当、放青苗等。乾隆五十一年（1786），河南连年歉收，“山西等处富户，闻风赴豫，举利放债。”（《清高宗实录》卷1255，乾隆五十一年五月）近人卫聚贤说：“明末清初，凡中国的典当业，大半系山西人经理。”（卫聚贤《山西票号史》）康熙时，全国有当铺22357家，山西一省就有当铺4695家，占全国当铺家数的21。高利贷资本对小生产者敲骨吸髓的剥削，使众多的手工业者资金积累不足，无法扩大再生产。所以说，商业资本转化为高利贷资本，是走上了畸形发展道路。
四、窖藏。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其地燥，故不腐，其土坚，故不崩。山西富商多利用地窖藏其物资或银两。明人谢肇制说：“三晋富家，藏粟数百万石，皆窖而封之。”（谢肇制《五杂俎》）入清后，山西“民家多有储蓄”。山西平阳府亢氏，“家巨富，仓廪多至数千”。清后期，山西富商窖藏多为银两。如山西祁县富商渠源祯，人称“旺财主”，资产三四百万两，他认为获取高额利润后，再投资不如窖藏保险，竟从其办的票号中抽出大量股金窖藏起来，估计藏银达百万两以上。辛亥革命后，阎锡山一次就向渠氏“借银”30万两。
五、作为宗族活动和封建慈善事业开支。如定襄县邢大绪，服贾漠北，致富后即志在行善，“族中旧无祠堂，公偕众建立；村西旧无文昌阁、财神阁，公偕众修之”。（定襄《邢氏族谱》卷二）盂县张芝，贩帽致富，尝出金建“崔府君祠……县治西关帝庙”。盂县张炽昌，贸易关东，“一时侪辈推为巨擘”，“平生性气慷慨，迎辉门外关帝庙张氏所创也”。（盂阳《续修张氏族谱》）祁县人阎成兰，行商朔平、归化，乾隆十二年（1747），于井陉县捐己资，命子督工四年，修大石桥14孔，车马通行，临终又命其孙补修，并建河神庙等等。（乾隆《祁县志》卷九《人物》）
六、奢侈消费。明清以来，山西商人的经济实力雄厚，其生活奢侈不亚于大官僚、地主。据载：他们“自数百万数十万之家相望，饰亭台，聚古玩，买姣童于吴闾，购美玉于燕赵，比比也，纵博博，蓄优伶，宾从杂沓，一言之悦，乾没万金不问。”（王锡纶《怡青堂诗文集》卷二，引自《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大盐商亢氏在其家乡平阳府（今临汾）建亢园，“园大十里，树石池台，幽深如通，间有婢媵出窥，皆吴中妆束也。……康熙中，长生殿传奇出，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费镪四十余万。”（梁恭辰《池上草堂笔记》）亢氏在扬州的小秦淮也建造了亢园，其“长里许，……临河造屋一百间，土人呼为百间房”。（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九）汾阳何以恭，父以商起家，“父殁，事继母孝，两弟皆继母出，性豪侈，母复纵之，恣其挥霍，后家日落”。（光绪《山西通志》卷140）太谷曹氏家族，传至曹克让时，生活糜烂，全家大小每日山珍海味，每逢婚丧嫁娶喜庆之日，大摆宴席。男女老少又皆食鸦片，家中平日存储鸦片达万两以上。家中佣人有三百多人，每年家用开支在十万元以上。曹氏入不敷出，最后终因挥霍浪费而破产。
总之，明清晋商资本的运转方式，是与封建地主制经济结构完全协调的，是封建地主制经济的一个环节，是为封建地主制经济服务的。
明清山西商人“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而他们用货币--商品-一货币的活动方式，以交换为手段，将其触角所及的人和物，统统装到商品经济的车子上来，推动他们在传统的经济模式下不断前进。
山西商人集团及其资本，本来就是应地主制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链条运转的需要而产生的，它在这个链条的运动中起着推动和润滑的作用”，在这种经济体制下，“这个集团及其资本越是巨大，其地主制经济的属性，或者说其封建性，就越明显。”（经君健《明清时代山西商人的性质问题》，《文史研究）1994年第1、2期。
明以前：晋地商业
山西商业资本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代，晋南就开始发生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赞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业交易活动。隋唐五代又出现了漳州、太谷、平定、大同等新兴商业城镇。李唐起兵太原，定太原为北都，跨汾河两岸，商业繁荣．唐诗人韩愈有诗描绘：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
从周秦到隋唐，尽管山西已出现一些大商人，但比较其它地方商人，并无突出地位，无一定组织．还未形成一种商人势力。
宋代蜀南、南商、北商等都是有名的地方商人，其占近世商业中坚的山西商人、徽州商人，也大体在这时显出身手。宋代，山西地处北东边防，宋王朝所需战马大都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而辽更需要宋的手工业制品。公元996年在山西边州置榷场，与藩人互市，而沿边商人深入戒界进行贸易。后来赵宋王朝怕危及自己的政权，曾几度下令闭市，但是事实上无法办到。元代．虽然战争对工商业有一定破坏作用，但是元朝政权结束了宋、辽、金的割剧局面，特别是元代驿站的完备，使商业活动的地域扩大了。从《马可波罗行记》可以看到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明朝：兴起
晋商的兴起，首先是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实施，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其次，山西矿产资源丰富，手工业和加工制造业当时已初具规模，这又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晋商逐步走向辉煌；此外，由于晋南一带地窄人稠，外出经商成为人们的谋生手段，商人当时已遍及全国各地，北京城曾流行这么一句话：京师大贾数晋人。随着商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维护自身的利益，晋商的商业组织开始出现。起初由资本雄厚的商人出资雇佣当地土商，共同经营、朋合营利成为较松散的商人群体，后来发展为东伙制，类似股份制，这是晋商的一大创举，也是晋商能够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山西商人作为地方性集团组织的出现虽在明代，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则在清代，其重要标志就是会馆的设立。会馆刚开始是为联络同乡感情的，到后来发展成为维护同行或同乡利益的组织。
清代：实力最雄厚商帮
晋商发展到清代，已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世界经济史学界把他们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商业的发展不仅给人们带来了财富，而且也改变了当时人们多少年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他们都说家有万两银，不如茶庄上有个人当官入了阁，不如茶票庄上当了客。茶庄票号正是当时非常热门的行业。
这一时期，晋商雄居中华，饮誉欧亚，辉煌业绩中外瞩目。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晋商称雄过程中，晋商一共树有3座丰碑，那就是驼帮、船帮和票号。
驼帮
驼帮是晋商中以骆驼运输为主从事贸易活动的重要商帮之一，他们主要经营的产品为茶叶。当时南来烟酒糖布茶，北来牛羊骆驼马。晋商经营茶叶的独到之处，就是运销一条龙。晋商在福建、两湖、安徽、浙江、江苏一带购买茶山，同时收购上茶叶以后就地加工成砖茶，然后经陆路、水路两条路线运往他的各个分号。晋商的茶叶主要销往蒙古及俄国一带。在销往蒙古的时候要路过杀虎口。遗址在朔州的右玉县，当时运销茶叶非常艰险。
船帮
船帮出现在清代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流通量猛增，但当时中国产铜量极低，仅靠云南一地产的滇铜远远满足不了铸币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山西商人组织船帮对日贸易采办洋铜。介休范家就是最为突出的代表。范毓宾时期，范家的商业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被人们称为著名的洋铜商。晋商在利用驼帮、船帮经商的过程中，真可谓是船帮乘风破浪，东渡扶桑，商帮驼铃声声，传播四方。写下了部部艰辛的创业史，但是山西商人并没有只盯着洋铜和茶叶，山西商人的最大的创举是票号。
足迹遍布全国
山西商人，尤其是首创中国历史上票号的山西票号商人，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直至如今还流传着“山西人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佳话。
山西商人的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到明代已在全国闻名。清代初期，借着前期对后金叛乱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的友好关系，得到清政府特殊照顾的山西商人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同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对答如流。可以说，从蒙古草原上的骆驼商队，到吴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计价核算，从呼伦贝尔的醋味，到贵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酿造叫卖。
山西商人活动过的地方遗址，至今到处可以看到：甘肃的老西庙、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亳州的花戏楼，大都是山西商人创建的；安徽雉河集（涡阳）的山西会馆；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首创的。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犹存：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等等，无怪在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流传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在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谚语。山西商人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确实是相当可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