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局长当科长用，把科长当科员用，把女人当男人用”，这是湖北随州官场上的一句流行语。在随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共5个人，主任下面是3个科长和1个司机，科长是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司机也兼职做起了通讯员、打字员。在随州，已经这样过了7个年头。
从2000年建立地级市至今，搭乘第四次政府机构改革的“便车”，驶入大部制改革的“快车道”。当年，随州由县级市升为地级市，具有这个条件的城市很多，但只有随州一家进行了改革并坚持至今。随州当年改革多少有些懵懂，也并没有明确提出“大部制”这个概念。随着改革的进行，7年后的随州不减反增了9个部门。
随着国务院大部制改革钟声的敲响，湖北随州的先锋试验，“闯”入人们的视野。
随州市档案局与该市档案馆、党史办、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四块牌子、一套班子。
随州市有的事业单位甚至挂7块牌。
“有成就感，也有无奈感。”随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主任夏明元这样总结7年的历程。
“下改上不改，改了又回来”，面对这种宿命性的预言，随州作出了怎样的抉择？随州在改革中遇到了哪些波折？它是如何熬过这“七年之痒”的？它为大部制改革提供了哪些经验和教训？在全国大部制改革拉开序幕后，随州的改革又将走向何方？本报记者前往随州展开调查，向读者展示一个朴素的“先锋试验”。
春节后的随州市，积雪未完全消融。
位于开发区的随州市政府办公大楼，没有围墙，显得安静而低调。节后上班第一天，暖意渐近，夏明元坐在亮敞的办公室里，心情也暖如阳光。随着国家大部制改革的即将提交两会审议的消息出台后，他松了一大口气：“总算与中央接轨了”。
作为随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夏明元，笑着告诉记者，虽然从1984年就开始工作，但至今仍是一个连普通话都说不好的“土八路”，并被同事们戏谑为紧捂“编制”不放，常常“黑脸”的“老抠”。
然而，就在夏明元工作的这个不起眼的农业大市，从2000年就已悄悄展开了一场“大部制”的先锋试验。
改革后成了“另类”城市
这个城市绝对称不上时尚，用夏明元的话来说，是有些“另类”。他说：“每次到省里开会，我们总会觉得别扭。”
“别扭”最主要因为随州政府机构设置与其他地方不一样。夏明元说：“像残联划分在民政部门完全合适。由于是同一套班子，每次去开会的都是同一班人。很多上面的领导都觉得奇怪。”
在随州，统战部、民族宗教事务局、台湾工作办公室和台湾事务办公室是一家；市档案局与市档案馆、市党史办、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四块牌子、一套班子；文化局、文物局、体育局、新闻出版局合并统称为“文体局”。
有的事业单位甚至挂7块牌。市农业局下设的农技推广中心，同时加挂了市农药监督管理站、市土壤肥料工作站、市植物检疫站、市植物保护站、市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站、市种子管理站、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的牌子，都是同一套班子。
内设机构设置时，不是“上下对口”，而是综合设置科室，统一确定机关人事、财务，不单设科室，工作由各单位办公室负责承担；科室领导职数统一定为一科（室）一职，绝大多数单位纪检、工会和机关党委（党组）也没有配专职干部。
与周边的城市相比，它显得很异类。
“误打误撞”赶上好时机
然而这个另类的建构仍然生存下来了。
随州的大部制改革能顺利出炉，夏明元说首先得益于赶上了国家改革大好气候。
“2000年，国家第四次政府机构改革如火如荼进行，市县乡机构改革全面启动。我们撞上了好时机。”夏明元说：“随州本来在1986年的时候，就申请与湖北荆门、鄂州一起升级为地级市，当时襄樊市没放手。”
2000年，随州适时地再次提出升格为地级市的请求。这次比较幸运，同年6月25日，获得国务院批准。
“随州临时组建的领导班子，经过商量后提交了一份《随州市直党政群机构设置及人员编制方案》。这份方案力求精简机构，正好符合国家地方机构改革的要求，很快得到湖北省委、省政府的批准，当年11月初就实施了。”夏明元正是当年方案起草人员之一。
其次，新生的随州，没有旧包袱缠身，可以肆意构“理想国”：随州人都明白，这些先天性的条件是随州“大部制”能顺利进行的关键。
上级领导的支持也是改革能进行的坚强后盾：湖北省委、省政府对随州的改革一直“力挺”。改革跨越7年，随州市的三届历任的主要领导也都一致支持。
《湖北随州机构改革7年后反而增加9个部门》相关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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